「检疫」和「隔离」有何不同？

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会长
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

要有效控制传染病蔓延，公共卫生学常用的两个风险管理的措施为“检疫”和“隔离”，其实是有什么分别？

近期，在2020年初的检疫实例包括：
1.自二月八日之起，从中国内地来港之人士须进行家居检查疫14天；
2.停泊在日本横槟的「钻石公主号」邮轮乘客在船上进行检疫；
3.外国包机从武汉撤侨，回国后国民须在检疫中心或当地军营进行检疫14天。

而隔离示例包括：
1.怀疑及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应在医院内部隔离及进行治疗
2.正在接受检疫疫之人士出现病征时，需向有关方面求助，以做出隔离及诊断的安排。

从以上例子可以手术，检疫是针对一些没有症状的人，但他们曾接近接触确诊或疑似的患者；或他们曾到访传染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。检疫的目的是将他们与其他人如果他们不幸出现病征，可以将他们及早隔离接受治疗，并继续传染其他人。基本上，为了确认曾暴露于发生传染的地方之人士，在此传染病的潜伏期概括而言，检疫亦是一项可包括动物和货物流动限制的卫生措施。

其实，检疫措施在20世纪后期已逐渐减少并扩大了大规模地使用防控传染病工具，但由于新发病毒及传染病大流行如2003年的沙士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，2014年伊波拉病毒等等，国际间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检疫措施，并配合达致公共卫生水平以及临床的控制措施以控制疫情爆发。因为检疫包含限制及禁闭，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病毒和人身自由的问题，怎样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一个平衡点？当事件涉及和影响公众安全，我们就要考虑自由与人身安全的重要性。

初步检疫这措施的历史可追溯到1377年，当时没有有效药物可以控制医治扩大的鼠疫，以及18世纪后期用于处理霍乱疫情和20世纪初期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。在历史上所有的检疫行动和控制往往带有歧视，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平，医疗科技，药物诊断等等都逐渐成熟，低下阶层以及社会边缘化之人士往往容易被标签为传播者，他们在没有选择下被禁闭于环境极差的地方隔离，所以这些人们都有望逃命离开，反而激增了疾病的散播。

诚然，现今的卫生检疫不可跟历史的方式同日而语，现时的措施是根据公共卫生的框架有效地执行，并根据流行病学的实证和科学标准，虽然在疫病蔓延的初期有很多变数，所以措施亦要不断更新，以迎合合对抗疫情需要；措施通常亦希望将被检疫者之人数减至最少。话虽如此，被检疫的人士的临时及社交活动，生理心理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简单的例如不能如常上班，影响收入；需要照顾者如老人及小童怎样得到适切的照顾等等，这些很实际的生活问题，就要在计划实行检疫措施时作周全的考虑。显示出，从17年前沙士疫情中，分别在香港及加拿大多伦多接受检疫疫病的人，一部分人都出现了一些情绪，甚至患上伤口后遗症等心理问题。

另外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是，在一个公平社会里，当一小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被牺牲以保障其他人之公共卫生时，是否应以既定机制，来补偿这些被检疫人士在金钱或非金钱上的损失呢？虽然某些国家检疫往往有当地的法律基础去支持，但实际实行措施时，不同政府用不同手法，以2003年沙士为例，当时加拿大是劝喻曾经接触过沙士患者的而在中国内地，有报告显示当时要出动警力去控制受检疫之人，限制出入，在私人住宅安装监视镜头，对违反者作严厉处处分包括死刑。

当有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出现的时候，在未有有效的药物及疫苗出现之前，公共卫生措施如隔离，检疫以及限制社交等，都可有效地减少疾病传播，减慢社区大爆发的发生，减少个人对个人，家庭，病人复康，社会经济及医疗系统服务的长远影响。当然关注个人卫生亦同样重要，试想想如果有人都适当地放在口罩和保持手部卫生，各人都在自己的“微生态环境”（micro-ecosystem）成为自己环境的“自我检疫者”，防疫产生便能够相得益彰。

我相信检疫措施这个公共卫生的工具在社会整合间将会不断的讨论，但其于对付新发传染病控制的本质是无可置疑的。要释除公众对检疫行动的疑虑，透过频密透明和全面沟通是缺一不可的。政府市民上下一心，携手抗疫，视为上策。

转载自《信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