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檢疫」和「隔離」有何不同？

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會長
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黃天祐醫生

要有效控制傳染病蔓延，公共衛生學常用的兩個風險管理的措施為「檢疫」和「隔離」，其實兩者是有什麼分別？

近期，在2020年初的檢疫例子包括：
1.自二月八日之起，從中國內地來港之人士須進行家居檢疫14天；
2.停泊在日本橫檳的「鑽石公主號」郵輪乘客在船上進行檢疫；
3.外國包機從武漢撤僑，回國後國民須在檢疫中心或當地軍營進行檢疫14天。

而隔離例子包括：
1.懷疑及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須在醫院內隔離及進行治療
2.正在接受檢疫之人士出現病徵時，需向有關方面求助，以作出隔離及診斷的安排。

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，檢疫是針對一些沒有症狀的人，但他們曾密切接觸確診或疑似的患者；或他們曾到訪傳染病發病率較高的地區。檢疫的目的為了將他們與其他人分隔以及限制他們的行動範圍。如果他們不幸出現病徵，可以將他們及早隔離接受治療，以避免繼續傳染其他人。基本上，為了確認曾暴露於發生傳染的地方之人士，在此傳染病的潛伏期內觀察此人士會否發病，從而減少接觸其他人的傳染機會。廣義來說，檢疫亦是一項可包括動物和貨物流動限制的衛生措施。

其實，檢疫措施在20世紀後期已逐漸減少用作大規模地用作防控傳染病工具，但由於新發病毒及傳染病大流行如2003年的沙士、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、2014年伊波拉病毒等等，國際間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檢疫措施，並配合達致公共衛生水平以及臨床的控制措施以控制疫情爆發。因為檢疫包含限制及禁閉，所以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人權和人身自由的問題，怎樣在公共衛生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？當事件涉及和影響公眾安全，我們就要衡量自由與人身安全的重要性。

推行檢疫這措施的歷史可追溯到1377年，當時沒有有效藥物可以控制醫治大規模的鼠疫，及18世紀後期用於處理霍亂疫情和20世紀初期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。在歷史上所有的檢疫行動和控制往往帶有歧視，因為當時的生活水平、醫療科技、藥物診斷等等都並未成熟，低下階層以及社會邊緣化之人士往往容易被標籤為傳播者，他們在毫無選擇下被禁閉於環境極差的地方隔離，所以這些人們都設法逃命離開，反而激增了疾病的散播。

誠然，現今的衛生檢疫不可跟歷史的方式同日而語，現時的措施是根據公共衛生的框架有效地執行，盡量根據流行病學的實證和科學標準，雖然在疫症蔓延的初期有很多變數，所以措施亦要不斷更新，以迎合對抗疫情需要；措施通常亦希望將被檢疫者之人數減至最少。話雖如此，被檢疫的人士的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、生理心理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。簡單的例如不能如常上班，影響收入；需照顧者如老人及小童怎樣得到適切的照顧等等，這些很實際的生活問題，都要在計劃實行檢疫措施時作周全的考慮。此外，研究都顯示出，從17年前沙士疫情中，分別在香港及加拿大多倫多接受檢疫的人士，一部分人都出現了一些負面情緒，甚至患上創傷後遺症等心理問題。

另外值得再探討的問題是，在一個公平社會裏，當一小部份人的人身權利被犧牲以保障其他人之公共衛生時，是否應有一既定機制，來補償這些被檢疫人士在金錢或非金錢上的損失呢？雖然各國檢疫往往有當地的法律基礎去支持，但實際實行措施時，不同政府用不同手法，以2003年沙士為例，當時加拿大是勸喻曾經接觸過沙士患者的密切接觸人士作自願檢疫。而在中國內地，有報告顯示當時要出動警力去控制受檢疫之人士，限制出入，在私人住宅安裝監察鏡頭，對違反者作嚴厲處分包括死刑。

當有新發呼吸道傳染病出現的時候，在未有有效的藥物及疫苗出現之前，公共衛生措施如隔離、檢疫以及限制社交等，都可有效地減少疾病傳播，減慢社區大爆發的發生，減少疫情對個人、家庭、病人復康、社會經濟及醫療系統服務的長遠影響。當然注重個人衛生亦同樣重要，試想想如果所有人都適當地佩戴口罩和保持手部衛生，各人都在自己的「微生態環境」(micro-ecosystem) 成為自己環境的「自我檢疫者」，防疫成效便能夠相得益彰。

轉載自《信報》